成杰、任新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差序现状与未来转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概念提出之后，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这一概念的内涵阐释不尽相同，对其内容划分也迥然有异，但均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宗旨与目标。我们不妨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鉴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路径。具体而言，是指通过相关教育使受教育者发生社会认知结构转变与知行循环辩证转化，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践过程。一方面，受教育者的认知结构转变与知行循环辩证转化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受教育者的社会认知结构是其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影响社会行动的意识观念体系。人总在社会认知支配下行动，而其行动的现实化又会反作用于社会认知的建构，在二者螺旋式上升中，人的社会认知水平和社会行动能力均得以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个体社会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通过个体的社会行动得以铸牢。在知行持续交互作用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被纳入个体的社会认知结构，且因其社会行动不断实现持续强化。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仅依靠受教育者社会认知结构的积极转变就达成，还要依靠受教育者主动行动的发起方能逐步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进而以认知引领行动，以行动提升认知。教育者需要激发其主动学习与行动的欲望，让其在身体力行中体悟和反思，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外在要求转变为自身内在需求，从他者引导转向自我实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外延涉及方方面面，这缘于其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教育内容，李芳认为包括“五个认同”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教育、国民身份认同教育、民族使命担当教育；赵心愚指出涵盖形势教育、基本国情教育与历史教育；王鉴强调包含民族团结共同体教育、国家统一共同体教育与中华文化繁荣共同体教育；陈立鹏、张珏认为囊括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共同体教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教育、中华民族的中华文化特质教育、中华民族的政治属性教育；周智生、李庚伦认为核心是“四个共同”。其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教育已经从国内民族问题这一具体领域拓展到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拓展到全球华人的认同问题，拓展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问题。相应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也就涉及上述各个领域，区别仅在于研究者从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入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其环环相扣、层层聚焦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主动应对“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而高校是我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必然承担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高校在新闻宣传、政治学习、校园文化建设等各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通过融入思政课进行思政教育无疑是最权威、最主要、最有效的一种，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高校思政课属性相通、目标相同、内容相契，本就是思政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主动应对“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当前，中华民族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迈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相互激荡的“两个大局”,与全球此起彼伏、叠加暴发的“新冠”疫情，出现历史性交汇。错综相连的国内局势与风云诡谲的国际环境大大增加了中华民族凝心聚力、伟大复兴的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我国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牢牢把握主动权的重大战略举措。

国内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各民族、各民族地区发展程度不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较突出，且各种思潮、价值观激烈交锋碰撞。国际方面，西方反华势力一面加紧对中国在国际上封锁打压，一面加强对中国国内事务干涉，屡次炒作所谓的“新疆问题”、策动子虚乌有的香港“修例风波”等。并借此与国内敌对势力相勾结，妄图实现内外联动。在波谲云诡的复杂形势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主动应对“两个大局”的必由之路，全体中华儿女必须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强大的内部韧性应对挑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二)教育是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实践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校是主阵地。集团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能动反映且反作用于物质。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物质可变成精神，精神可变成物质，并明确强调了教育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伴随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早已“自在”存在，这一共同体的意识也“自在”存在并潜滋暗长。近代以来，“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而“自在”到“自觉”的转变，离不开教育的强大支撑。德国教育家卡尔·雅思贝尔斯提出，“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并主张“需要教育来唤醒人所未能意识到的一切”。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迫切需要其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能够激发每一位高校师生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化知为行、知行合一，形成人人践行、人人促进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教育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所规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高校思政课提供了丰富的教育素材，蕴含着丰厚的思政教育资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高校思政课属性相通、目标相同、内容相契，是高校思政课的题中应有之义。

属性相通。高校思政课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一属性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仅关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相关教育，更紧要的是，引导高校受教育者在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由多元逐渐凝聚为一体的共同体历史进程基础上，坚定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定力，进而增进“五个认同”,自觉坚定做到“两个维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的政治属性相通。

目标相同。立德树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和高校思政课的根本任务。“如果对青少年放任不管，他们就容易受错误思想特别是错误的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的影响，有的甚至会走上危害社会、危害国家安全的道路。”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现状、未来的具体阐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规律的深刻解读，以及对各类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批判，有利于坚定高校员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和爱国主义情怀，有益于高校员工成长成才。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高校思政课对高校员工进行道德教育、法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以培养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根本而言，二者的教育目标都是为了高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内容相契。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思政课的教育内容相互契合、相互补充、浑然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元一体结构，是多元凝聚一体，一体承认多元的辩证发展过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发展、强化，并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有且只有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依次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上述内容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校思政课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思政课内容相互补充、彼此佐证、不可分割。

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与外来文化碰撞，在当今社会表现为新的形式，它不会因社会变革与科技进步而消失，而是深深渗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高校。“大学”这一现代制度引入到中国后，深嵌于中国社会结构之中，同样受差序格局全面而深刻的形塑。作为一种独到的研究视角，将“差序格局”引入教育研究领域，并不鲜见，如陈伟《高等学校的差序格局及其变革》(2015)、左崇良《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2016)、何小梅《社会主要矛盾转型后老员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序格局》(2018)等。整体而言，我国高校存在着“中央部属—地方省属—地市属”层次分明的差序格局。但具体到高校思政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方面，各高校的差序状况则迥然有异，呈现以民族高校为中心、层层外推的“民族高校—民族地区高校—普通高校”差序现状。

1947年，费孝通先生于《乡土中国》一书首次提出“差序格局”,其内涵：“我们的社会结构……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推波助澜”的石头，即血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投影”——地缘关系。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如涟漪般层层外推的“个人→家庭→家族→社会”关系，是由近及远、层层包含、环环相扣的利益与信任关系。这种差序格局不同于西方的团体格局，前者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和地缘的亲密性为依据，社会关系层层外推、渐渐弱化；后者以个人为单位，奉行个人主义，个体之间组成一个个泾渭分明的社会团体，“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

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差序化是导致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差序现状的根本原因。高校直接指向与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这一目标的独特资源因素构成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立足于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这一客观现实。要使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落到实处，就必须结合各高校实际，充分挖掘现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以资源载体为标准，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可划分为主体性资源与客体性资源。总体而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方面，民族高校优于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地区高校优于普通高校。

其一，主体性资源。高校教育者与各民族员工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人的要素，构成该教育过程的双主体，在高校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身上蕴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因素即主体性资源，堪称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最宝贵资源。民族高校可以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教师众多，具备优良的相关专业知识储备；民族地区高校的相应教团队源也较多，而普通高校专门从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团队匮乏。而从高校各民族员工的多元性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接受度来看，同样呈现民族高校高于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地区高校高于普通高校的趋向。其二，客体性资源。各高校大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寓于各种物化载体之中并构成了客体性资源，分为课程资源、活动资源、隐性资源、网络资源等。民族高校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客体性资源最丰富，民族地区高校次之，普通高校则较匮乏。

我国高校系统隐含着多维结构的差序格局，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结构、社会结构、政策环境等息息相关。具体到高校思政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它既包含横向的、平面的、以民族高校为中心的“差”格，又包括纵向的、立体的、等级化的“序”格。我们依据不同类别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由浅入深的这一“差”格，将其划分为普通高校、民族地区高校、民族高校这一“序”格。(参见图1)

图1 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差序现状

(左侧平面横向结构，右侧立体纵向结构)

普通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处于横向“差”格的外围层、纵向“序”格的第三梯队，涉及到我国大部分高校，数量庞大。对于普通高校而言，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仅零星闪现于思政课教材中，且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团队队伍，缺乏民族多元性校园环境。普通高校的思政课教材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散布于五门思政课为核心的思政课程体系中，当前普通高校思政教材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方面的系统性、全面性、针对性远远不够，有些内容需要补充、提炼、整合、很大一部分需要新增。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处于横向“差”格的中间层、纵向“序”格的第二梯队，主要涉及边疆民族地区，关乎边疆安全、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思政课教材属全国统编教材，民族地区高校也有普通高校的上述问题，但不同之处在于，民族地区高校的民族师生类别与数量较多，且有多元民族环境与氛围，很多民族地区高校有相应的团队配备。民族地区高校具备一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团队队伍，少数民族师生较多，且一些民族地区高校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或相应课程。

民族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处于横向“差”格的核心层、纵向“序”格的第一梯队，在三类高校中最具优势。对于民族高校而言，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团队队伍充足，少数民族师生众多，是培育少数民族人才的重要摇篮。且民族高校专门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或相应的思政必修课，民族研究氛围浓厚。进入新时代，有的民族高校已经适时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调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2020年10月28日，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识教育系列思政课程已通过人民号、央视频、学堂在线、B站、抖音、微信视频号全网上线。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是描述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差序”概念蕴含的关系远近和责任高低的内容，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如何进一步融入不同类别高校的思政课具有启发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未来转向要以其差序现状为基础，依托不同类型高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差序化融入。

人们将精神世界划分为认知、情感、意志，可谓不谋而同、源远流长。在古代，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西方文化中有柏拉图“理性”“激情”“欲望”的“三足鼎立”。近代以降，康德进一步将其明确为“知—情—意”的三元心理结构即“认知的机能、愉快和不快的情感、欲求的机能”;蔡元培强调知情意并重，陶行知认为知情意合一。时至今日，知情意是心理活动的基本要素，具有指导行动的“(知+情+意)→行”模式，已经在深远积淀后达成广泛共识。与此相对应，教育理应从知情意方面，推动受教育者精神世界的丰富发展。

从精神与行为关系而言，认知是对行为办法与目的的认识；情感是对行为及行为环境的态度体验；意志是对行为的意向与遇到困难的决心意愿。“知”重在理解；“情”重在体验；“意”重在探索。三者紧密联系、互相渗透，最终归旨都在于指导行动，共同推动行为的产生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知育”“情育”“意育”的根本目标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且，“知”上生“情”“情”能促“意”,知情意总体而言是一个相互渗透中的递进过程。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均面临“知育”“情育”“意育”问题，但其差序现状与教育资源分异决定了普通高校、民族地区高校、民族高校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不一致，进而决定了其融入侧重点的分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不能搞“一刀切”,而应各有侧重、差序化、“叠加式”融入思政课。对于普通高校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思政课的未来转向重在“知育”;民族高校重在“情育”;民族高校则重在“意育”。

(一)普通高校的“知育”转向

“知育”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教育。对于非民族高校、非民族地区高校的受教育者而言，他们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机会较少，并且不具备相应的教育资源，思政课就成为其获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最主要路径。传统高校思政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只是零星分布其中，无法满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教育需要。在之后的教育转向中，普通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必须充分且系统地融入思政课，使得普通高校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相关知识有系统认知。

(二)民族地区高校的“情育”转向

“情育”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教育。地区高校同样采用国家统编教材，部分民族地区高校还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或相应课程，总体而言，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知育”部分较充分，“知育”在民族地区高校并不占据主要矛盾。相比之下，民族地区高校“情育”转向才是其侧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教育集零为整，其情感教育则由整到零，奠基在具体体验之上。我国疆域广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育”转向不可能像传统小型共同体那样通过全体成员全面频繁的互动而获得；但是，可以通过让受教育者在多民族共同体内部，创建类似传统共同体那样的“温馨圈子”而达成，以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受教育者的自我“小圈子”里得以映射。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民族地区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思政课的“情育”转向可以通过各民族员工“混班”“混组”“混社团”等方式进行；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思政课的实践教学，通过体验、考察、调研民族互嵌社区、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馆等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体性资源，提升“情育”实效。

(三)民族高校的“意育”转向

“意育”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志教育。民族高校普遍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且本身是一种民族互嵌的校园环境，并不乏“知育”和“情育”。对于民族地区高校而言，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思政课要实现更高层次的“意育”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育”旨在依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奋斗目标，引导受教育者克服重重困难，调节与支配自身行动，从而实现“中国梦”。要实现民族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意识融入思政课的“意育”转向，一来需要对《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进行改革，突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有些民族高校将该课程名称调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论》等即预示着该转向的悄然发生。二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的“意育”转向，需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其他形式广泛地协同与配合，构建系统且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如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设立相关专业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政课就已推行，时至今日，其教育内容不断更新、教育方式不断革新，教育理念不断创新，在全国的贯彻实施已趋于稳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所规定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其融入高校思政课，依托高校思政课长期积淀的强大优势，能够借其“东风”以达目标。不同于普通高校的思政课，民族高校和部分民族地区高校的思政课通常是“N+1”式，即加一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或相应的集团民族理论课。在此背景下，我国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呈现差序现状：民族高校优于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地区高校优于其他高校。这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一步融入思政课的未来转向必须从差序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级分类逐步递进式推进：普通高校侧重“知育”转向，民族地区高校侧重“情育”转向，民族高校侧重“意育”转向。

来源： beat365手机中文官方网站《学术探索》2022年第9期